涂鸦月色

       我看过《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》，那时候同住宿舍的同事看到说，你真能静下心来看书。

       昨天，我趴在床头看《王元化的最后二十年》，暗自垂泪。

摘录一些句子：

    “…在生命的最后二十年，他在理性上看破了历史进化的神话,也不再轻信各种乌托邦。先生目睹九十年代以后中国发生的巨变，一则欣喜，二则心忧。晚年他看到的世界，不再是他所期望的世界，现实变得格外的功利、支离和媚俗，这世界不再令人着迷。”

      “先生晚年最忧虑的，谈得最多的，莫过于三件事，思想与学术的分离、知识界的党派林立与人类古老文明的衰落。”

        "对考据与义理的二分格局，先生颇为优虑。他深知，思想与学术，合则两美，分则俱伤。几经思虑，先生提出了'有学术的思想与有思想的学术'的主张。晚年的他，最为敬佩两位学界前辈。一位是顾准，充满知识学理的理论大家，无愧'有学术的思想'之楷模；另一位是陈寅恪，大学问背后有穿破时代的深邃关怀，堪称“有思想的学术”之典范，思想学术合而为一，是为学人的最高境界。"

     “九十年代以后的学界，山头林立，党派意气…各种利益渗透其间”。先生对此感到气愤，常郑重声明，准备单干到底。

     “在生命的最后几年…他的视野早已超越了一朝时政，也不相信制度可以改变一切。在他看来，即使是民主制度，假如制度背后缺乏人文精神和公共伦理，民主制度也会变质。”

     "先生有一种王国维、陈寅恪晚年那种文明将倾的悲哀与凄凉。先生步入了二十一世纪，但对人类的未来并不感乐观，在给林毓生的信中，忧心忡忡地说：‘以赛亚·柏林说二十世纪是个很糟糕的世纪，但从目前的趋势来看，二十一世纪恐怕是文化崩溃的时代。’…他多次说：“艺术不能在古与今、中与外、新与旧之间做出高下之分，而只有崇高与渺小、优美与卑陋、隽永与平庸的区别…一个以时尚为主导的社会文化中，是没有真正有深度的精神生活可言的’，他说：‘我喜欢十九世纪的文学处处渗透着人的感情，对人的命运的关心，对人的精神生活的注重，对人的美好情感的肯定。’”

    “人文精神的核心，乃是将人视为目的，尊重每个人的人格和尊严。他曾经说过：‘人的尊严是不可侮的。……思想是古怪的东西。思想不能强迫别人接受，思想也不是暴力可以摧毁的。’他在给自己的学生信中写道：‘我一生中——尤其在文革及运动中，经历了太多的残暴、冷酷、兽性。因此，我希望你们一代不再有人格的侮辱，能保持自己的人的尊严。’人的尊严，在以往的运动中受到权力的侮辱，如今又在市场的媚俗之中丧失。这令先生十分痛心，他再三重申陈寅恪为王国维墓作的墓志铭中那句名言：“独立之精神、自由之思想”，以鼓舞世人，自勉勉人。所谓独立与自由，不仅针对专横的权力，也是对市场的流行与金钱的抗拒。他坦然地说：“我是一个用笔工作的人，我最向往的就是尽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责任。留下一点不媚时、不曲学阿世而对人有益的东西。我也愿意在任何环境下都能做到不降志、不辱身、不追赶时髦，也不回避危险。”

——摘自《读书》总第三五三期

    王元化先生于5月9日离开了，三天以后，天崩地裂，终了。

       其实以上的一些学术思想我并不了解，正如在刚离开校园时，我不理解在报纸看到的一位清华学子为什么看不懂陈寅恪的《柳如是别传》，却依然每晚挑灯夜读，那是一种对孤寂的慰籍。我现在理解这种孤寂，也理想这种慰籍了。